矿产勘查处于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的上游，经济发展、矿业市场、矿产开发等力量驱动着矿产勘查发展变化，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变化驱动了矿产勘查活动的周期性变化。分析20多年我国矿产勘查驱动力变化，探寻影响矿产勘查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影响因素，研判矿产勘查投入的变化态势和发展趋势，对于更好地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。
2000年以来，我国经济经历了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。2010年，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，从快速工业化阶段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。伴随着经济增速、增长方式与经济结构调整，矿产勘查驱动力发生了转折性变化。
——经济增长总体逐步放缓，经济结构从以第二产业为主转变为第三产业为主。2000~2007年，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，年均 GDP增速10.5%。2008~2012年，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，我国GDP年均增速降至9.2%。2013年以来，GDP增速缓慢下滑，到2019年降至6.0%。受新冠疫情影响，2020~2022年GDP增速出现大幅波动，年均增长4.4%。2000年以来，第二产业比重先升后降，工业、建筑业、交通运输业等矿产资源需求量大的行业部门增速明显放缓。
——矿产资源供需态势由过去的快速增长转变为高位波动与高位趋稳。2000~2011年，我国矿产资源开采总量年均增长9.3%；2012年之后，增速显著放缓，于2014年达到峰值后逐年缓慢下降；2019~2021年出现缓慢回升。同时，我国矿产消费总量在2014年后由过去的快速增长转变为缓慢增长，并具有高位趋稳的态势。不同矿种消费量增长出现分化，消费量在10亿吨级的煤炭、铁矿石、水泥等大宗矿产消费量达到峰值区并在高位波动，多数有色金属与贵金属消费量增速放缓、高位趋稳，消费量在万吨级及以下的战略性矿产消费量持续增长。
——矿产品价格由持续攀升转变为下行调整态势。矿产品供需关系变化，决定了矿产品价格变化的宏观走势。2000~2011年，我国矿产品需求持续扩张，矿产品价格不断攀升。2012~2019年，矿产品需求增速明显趋缓，供需关系紧张形势缓解，矿产品价格总体不断下行。2020~2022年，新冠疫情打乱了全球矿产品供应链体系，导致局部区域供需关系被扭曲，并沿着供应链传递，造成全球范围内矿产品供需紧张，再加上美元超额供给、金融资本投机等因素，刺激了矿产品价格大幅攀升。
——采矿业对经济发展贡献作用有所减弱。采矿业增加值在工业和 GDP中比重逐渐降低，分别从2011年的5.3%和13.4%下降到2020年的2.4%和7.6%。2021~2022年，采矿业增加值增速有所增长，分别同比增长5.3%、7.3%。
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，矿产资源开采和消费由快速增长转变为高位波动与高位趋稳，采矿业利润由持续快速攀升转变为下行—回升趋稳，矿产勘查活动由持续快速扩张转变为下行调整，目前处在筑底—回升阶段，正在酝酿新一轮增长周期。
首先，矿产勘查投入由增长转变为下行—趋稳，市场回升动力缓慢增强。2003~2012年，我国矿产勘查进入10年繁荣期，勘查投入从10.18亿元快速增长至405.39亿元；2013~2019年矿产勘查投入不断下行；2020~2022年，矿产勘查投入缓慢回升，同比分别增长0.7%、6.4%、16.4%。从投资来源来看，2013年以来矿业企业投入占比不断减少，尽管2021~2022年采矿业利润大幅增长并创历史新高，但矿业企业勘查投入增长仍然低于财政投入的增长。这说明矿产勘查市场虽然已走出底部区间，但是矿业企业仍持谨慎乐观态度，矿产勘查所面临的市场环境亟待进一步转变。
其次，矿产勘查投入结构持续调整，不同矿种出现分化。2017年以来，我国煤炭矿产勘查投入占比缓慢回升，金属矿产勘查投入占比波动下行，非金属矿产投入占比则不断上升。不同矿种勘查投入呈现三种变化态势：三稀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勘查投入稳中有升，有色金属和贵金属矿产勘查投入降中趋稳，煤炭和黑色金属矿产勘查投入由降转升。
再次，钻探工作量由增长转变为逐年下降，初级勘查总体走弱。2001~2012年，我国矿产勘查完成钻探工作量年均增长40.6%。2013~2020年，钻探工作量逐年减少，2021~2022年钻探工作量触底回升，同比分别增长21.3%、4.9%。从勘查阶段看，2006～2008年完成详查、勘探的项目数占阶段性勘查矿产地总数的比例平均为36%，而2018～2022年该比例平均为68%。这表明，矿业权人更加倾向于对工作程度高、资源前景好的找矿靶区开展进一步勘查工作，而对工作程度低、资源前景不明朗的地区投入更趋谨慎。
最后，新发现矿产地与新增查明资源储量总体减少。从年际变化看，我国新发现矿产地在2009年之后总体减少，从2006~2010年的年均567处减少至2018~2022年的年均106处。从单位资金投入找矿成效来看，相同的资金投入新发现矿产地在数量上总体呈减少趋势。2006~2010年，亿元勘查投入新发现矿产地数量为平均每年6.6处；2018～2022年，亿元勘查投入新发现矿产地数量减少至每年平均1.3处，低于前一阶段的1/5。相应地，新增查明资源储量也呈减少趋势。以铜矿为例，2006~2010年铜矿勘查平均每年新增查明资源储量为423.2万吨，2016~2019年则降至342.5万吨。
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，对矿产资源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。
一是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对国内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的需求。近20年来，我国矿产资源需求量快速增加，国内矿产品产量增速赶不上消费量增速，部分矿种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。新冠疫情暴发以来，逆全球化潮流涌动，全球矿产资源供应链产业链安全受到很大冲击。面对这种形势，中央高度重视矿产资源供给保障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第10期《求是》杂志发表文章，明确指出“要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。要加大勘查力度，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，提高海洋资源、矿产资源开发保护水平”。
二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支撑低碳能源产业发展的需求。未来10年是中国扩大脱碳规模、成功实现碳中和的关键破局期，低碳/无碳排放的新能源将加速发展。风力发电、太阳能发电、新能源汽车、储能电池等低碳能源产业发展将驱动关键矿产需求快速增长。保障低碳能源产业发展所需的关键矿产，将成为矿产勘查工作的重要方向。
三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支撑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需求。21世纪以来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。新一代信息产业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、节能环保产业、新材料产业、新能源产业等新兴产业发展，均需要不同种类的关键矿产作支撑。在世界主要工业国新兴产业领域角力的驱动下，各国对于关键矿产的重视日益加强。同时，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推动先进技术深度应用，促使矿产勘查工作内容、效率与方式发生变革。大数据正在引发地球科学领域一场深刻革命，将影响矿产勘查理论与技术发展。量子传感与测量技术是当今国际地球物理探测装备的重点发展方向，能够为深部矿产资源探测提供新的技术手段。航空物探在航磁多参量、矢量测量、航空重力测量和时间域航空电磁测量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快速发展，为提高矿产勘查效率与探测能力奠定了基础。
正在开展的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，不仅仅是要找到更多大矿，更重要的是推动建立矿产勘查长效机制，让市场真正在矿产勘查的人、财、物等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。
一方面，清理影响矿产勘查投资的非市场阻碍性因素。从矿业权管理、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完善矿产勘查管理政策，推进形成政策稳定、市场透明、可以预期、更加友好的矿产勘查政策环境。例如，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，对于规范矿业权市场作用明显，但客观上企业获得和保持探矿权的经济成本有所加大，社会资本投资意愿有所下降。
另一方面，畅通矿产勘查投资融资渠道。目前，我国矿产勘查形成了中央财政、地方财政与社会资金三个渠道共同投入的投资结构。在矿产勘查繁荣期，以社会资金投入为主，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占比较小；在矿产勘查下行期，社会资金投入不断下降，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稳定矿产勘查投入的作用凸显。与发达经济体相比，我国矿产勘查市场建设起步较晚，矿产勘查的市场融资发展较为缓慢。我国应充分借鉴发达经济体资本市场投资融资做法与经验，大力发展风险勘查资本市场，畅通矿产勘查多元化融资渠道。探索建立政府主导、财政资金与社会投资共同参与的风险勘查引导基金，通过社会投资设立商业性矿产勘查风险投资基金，引导基金与商业性勘查风险投资基金协调配合、分工协作，可以对我国矿产勘查投融资机制的培育和完善起到引导和促进作用。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矿产勘查融资方式，还包括公开上市融资、企业合作融资、引进外资融资等。
